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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娜的辩护律师跳了起来："尽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假设一个女人应该更喜欢在西门子做个领班而不应该去党卫队吗？您没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托人的决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坐下了。他是谁一的一位年轻的辩护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纪，有几位很快就暴露出来是老纳粹。汉娜的辩护人制止了他们使用隐语和推论。但是，他很急躁，这对他的委托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们的满口纳粹论调对他们的委托人也十分不利一样。尽管他的话让审判长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对汉娜为什么去了党卫队这个问题不再刨根问底，但是他的话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她去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审法官问了汉娜想在党卫队里做什么工作。汉娜解释说，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征聘女工做替补看守，这样，她就报了名，并被录用了。尽管她做了这样的解释，但是，人们对她的不佳印象已无法改变了。

审判长要求汉娜用是与否来证实下列问题：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奥斯威辛，是否于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与那里的被关押者一起西行并到达了目的地，是否在战争结束时到过卡塞尔，是否从那以后经常更换居住地。她在我的家乡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能证明有逃跑的嫌疑吗？"辩护律师用很明显的讽刺口吻问道。"我的委托人每次更换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记和注销户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饰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认为我的委托人受到的指控严重，面临引起公愤的危险，他感到无法容忍。难道这可以成为剥夺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吗？我尊敬的法官先生，这是纳粹时期抓人的理由，是纳粹时盛行的做法，纳粹之后被废除了，这种做法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辩护律师说话时带有一种人们在兜售下流故事时所表现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对此感到震惊。我发现，我认为逮捕汉娜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人们对她提出了控告、严重谴责和强烈怀疑——关于这些我还一点不知详情，而是因为把她关在单人牢房里她就会从我的世界中，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离她远远的，让她远不可及，让在过去几年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变成一种记忆，仅仅是一种记忆。如果辩护律师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做好再次见到她的准备，我就必须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见她和如何见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么能不成功。如果汉娜到目前为止没有企图逃跑，那么她为什么现在要去这么做呢？她能掩饰什么呢？这恰是逮捕她的一个理由。

审判长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每当他认为某种意见具有阻碍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时，他就摘掉眼镜，用近视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着发表意见的人，同时皱着眉头，或者避而不谈已经发表的意见，或者开始这样发问："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说……"并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一遍别人发表的意见，让人确实感到他对此不感兴趣，同时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没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错误地估计了下面的情况：被告人没有对书面的传讯做出反应，没有去找警察局、检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销逮捕令的报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