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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牛仔裤，仿佛还是学生模样，但如果走在街上，余白很可能已经认不出来了。

紧接着，法官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问万燕对指控事实有什么意见。

万燕回答：“我的箱子里是发现了毒品，但那是别人托我带的东西，我根本没打开过，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帮他们带的。”言语十分朴素，说完却要哭出来。

唐宁在辩护人席位上看着她，对她点点头。万燕方才平静了一些，但泪水还是自眼角滑落，在衣襟留下浅浅痕迹。

随后便是公诉人发问，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把万燕自从结识高瑞龙之后，一直到携带毒品入境被查获的经历都过了一遍。

比如你们在哪里遇见？高瑞龙如何描述他的职业？有没有带你去过他的店铺？

比如警方笔录中提到的那次违背意愿强行发生的性关系，是在何时何地发生？你事后有没有报警？

甚至还有最后的马来西亚之行，去了哪些地方游览？又见了哪些高瑞龙的家人？受托带回来哪些东西？

问题看似平常，实则环环相扣，弹无虚发，是为了证明高瑞龙在与万燕的接触中有很多可疑之处。

余白起初有些担心，怕万燕又像从前一样辞不达意吞吞吐吐，就算说的是实话听起来也像假的。所幸万燕答得很好，虽然一直在哭，但该说的都说了，没有狡辩，也没有含糊其辞，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自然清晰。余白知道，除去事实就是如此之外，这也是事先充分准备的结果，唐宁已经考虑过公诉人可能会问的每一个问题，一次次去看守所会见万燕，为她理清思路。

而后，轮到辩方发问。

唐宁开口，与公诉人的气势全然不同。他问万燕在哪儿长大，家里都有些什么人，读书读到几年级，成绩怎么样，就好像是在聊天。

万燕一一回答，情绪明显和缓了许多。

唐宁又问，从前去哪里玩过，坐过几次飞机？

答案不出意外，这次马来西亚之行是女孩人生中第一次旅游，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再问，便是被海关抓获后的情形，有没有在警方监听下接听高瑞龙的来电，是否有被带去服装市场和城中村实地指认？

回答都是没有。警方侦查中的瑕疵，是余白上一次来H市时他们就提到过的。

提问结束，开始举证。

对在万燕的行李箱里发现海洛因这一情节，双方都没有异议。照片，视频，电话记录，银行流水，一一呈上。余白在旁听席上看着，也已经很熟悉。

然而，同一样东西，站在控辩的不同角度，解读也可能截然不同。哪怕是万燕在机场视频中的举止自然，主动接受检查，也可以被公诉人认为是心理素质过硬。

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从方才听到的提问和举证，余白已差不多猜到控方的意图，此时果然就是这样——

男人既没有店铺，也无正当职业。

女孩遭到性侵没有报警，反而与实施性侵的男人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说是出境旅游却什么景点都没去，所谓拜见家长也只见到一个语言不通身分不明的“嫂子”。

旅行结束，男人没有同机返回，女孩受托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东西里有两罐已经开封的奶粉，品牌和产地都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