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瓦耳塔的又一个午后 (第6/9页)

此。这儿的战俘虽然确实要完成工作，但都不是什么重体力劳动。他们最大的职责就是供狱卒泄愤邪欲，扮演复仇道具，再一封接一封的写信回卡扎罗斯，求家人朋友寄点钱过来好贿赂军官，让日子不那么难熬。我们对瓦耳塔的黑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物价倾斜到了离谱的程度，有个风度翩翩的军医提出用一只镶嵌宝石的纯金钢笔来换三枝吗啡，被拒绝后不断加码，甚至声称可以给我“这辈子都难忘的体验”。我是贵族，他跪在地上瘫软如烂泥，用没有指甲的手小心翼翼的哀求，我是博士，我可以用好几门语言叫床，我是处男。他歇斯底里趴在地毯上，露出了背后的牙印。是处男才见鬼了，我心想，不过博士学位的军医在卡季卡那里倒确实有点作用。

    我对军医的印象除了那口发音柔和的缓慢的卡扎罗斯语，就只剩下他褐里掺灰的短发。瓦耳塔的囚犯大多不会被剃掉全部头发，反而留到合适的长度，显出现独特的性子来。比如穆勒，他过去的照片里是很标准的军队短发，用发油往一边梳，现在乍一看变化不大，细细观察却能发现头发稍稍长了一些，用的发油也少了，因此时常散下一缕柔软的金发刘海，显得温顺可亲。我后来见过一次“小黑猫”施特拉塞，他有一头微卷的黑发，在卡扎罗斯人里很不常见。谢瓦尔德看中了这点异域风情，要求他把头发留长一点，强调祖上的南方联邦血统。对大多数狱卒来说，允许他们留点头发是为了cao的时候抓起来方便，且更能增添点文化情趣。我倒觉得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原因：除非被服务的军官有特殊要求，监狱里用不上发油，因此略长的头发没法打理，看上去不像军人，反倒像落魄囚犯，如此又成了对他们身份的羞辱。为了找到他们最合适的发型，也为了宣传，刚入狱时我们会给他们洗刷干净，穿上军装，打扮体面后拍照留念。有些在变装逃跑时被抓到的俘虏只能穿随便塞给他的军装，因此留下的影像不伦不类，套在松松垮垮，完全不合身的制服里，用阴狠哀怨的眼神望向镜头，嘴角满是苦楚和愤恨。有时我们甚至会把几个相同部队的拉着一起拍摄，创造出现“卡扎罗斯军旅生活”的色情暗示。

    因为不需要重体力劳动，瓦耳塔的伙食非常差劲，贝卡将其形容为“卡季卡的手艺被稀释十倍，然后放到雪地里冻三天”。食物被盛放在一个小小的金属碟上，为了预防自杀没有任何餐具，如果是粥一类的要端起来喝。然而瓦耳塔最轻微也最常见的处罚就是双手反铐在背后，通常可能持续几天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囚犯唯有选择饿着或者像狗一样跪下去舔。当然，如果他足够聪明，可以通过甜言蜜语和一些可爱的小技巧，用koujiao换取狱卒亲手喂食的机会，如此一来下次在惹事派对上相见对方多半会手下留情。因为营养不良和无处不在的暴力，瓦耳塔的卡扎罗斯人走路永远踉踉跄跄，像两腿间被劈开了似的，扶着墙一点点挪。

    战俘们被驱赶到cao场中央，其中有个男人看了一眼绞架，便软绵绵的跪了下去，怎么说也不肯起来。最后谢瓦尔德过来，用力踢了一脚，告诉他这不是为他准备的，男人才稍稍平静了些。

    “里面有你认识的么？”我问埃里希。

    他轻轻叹了口气，“那个个子最小的，我认得。他是洛夫城人。”

    “他叫什么名字？”

    “科尼希，”埃里希呼吸的声音有点像抽泣，“马克思·科尼希。”

    多好啊，我的少校，记得每个士兵的名字，握着母亲的手发誓保护好她们的儿子，最后任由男孩们被滔天的死亡吞没。

    马克思·科尼希又瘦又小，娃娃脸，大眼睛，卷发，嘴唇自进来后就没微笑过，老是憋着一股泪水。就连谢瓦尔德也得承认还是个孩子，因此只发配他去审讯室打打杂。我经常看到他跪在地上，满脸委屈的用刷子从木桶里蘸水清洗地面上卡扎罗斯人的血迹和尿渍，活像个童仆。我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抽根烟，他仇恨又畏惧的眨着眼睛，一个劲儿的往角落缩，把水弄的到处都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胆怯的孩子，炸毁了我们十一辆坦克。这些年轻士兵在仇恨宣传下成长，还不会刮胡子就被送上战场，殷切的希望早日取得第一枚徽章。柯尼希性格不太好，据说在少年兵里常常仗着击杀数高，颐指气使，要求其他战俘帮他干活儿。“我不要刷地板，”第一次分配任务时他拒绝去碰抹布和水桶，“这是女人干的活儿，我是坦克兵，我不应该做这些。”柳德米拉被气的够呛，很有耐心的把他拖到cao场上给了一顿好揍。那时他大概十七岁，被吓得得嚎啕大哭，眉毛皱成一团，一边躺在地上躲她的鞭子一边哇